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议:华生很早就发生了记忆错误财经

/ SN / 2019-07-11 17:56

  来源:经济学家圈

用文献和逻辑穿透莫干山“罗生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多了!

  本文作者:邓新华

  本文首发于经济学家圈

  最近,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分别举办了张维迎价格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这两个正常的学术活动引发了张学军、边勇壮写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张学军、边勇壮认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并不归属于张维迎,而是归属于莫干山会议的多位参与者——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

  这事跟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关系呢?早在十年前,华生、高粱、张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发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文中就已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价格双轨制有可能得诺奖。经济学者张曙光的《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第468页)里提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篇文章,病重中的张少杰并没有看,华生就发表了。张少杰对人说:“华生曾对我说,如果中国人能够得诺奖,那就是提出了双轨制,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挺对不住哥们的(指张维迎)。”

  得诺奖?想多了。价格双轨制理论确实是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是,它基本没可能得诺奖。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张维迎把双轨制与诺奖联系起来的文字或谈话。他大概有自知之明。

  1970、1980、1990年代的经济学诺奖,确实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时候的诺奖奖励原创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诺奖呢,基本是重术而不重道(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思想创新上乏善可陈。价格双轨制理论属于道,得不了诺奖的。

  抛开诺奖不谈,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归谁、莫干山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倒也的确是值得考证的有趣话题。

  然而,张学军、边勇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虽然题目中有“历史考证”这个词,但却完全没有遵循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不是根据文献,而是根据“记忆”,并且完全偏向华生一方的记忆。

  既然是历史考证,就应该重文献、讲逻辑。下面,我来用文献、逻辑,重新考证一番。

  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论文早于莫干山会议4个月

  关于价格双轨制首创权争论的“罗生门”,当事人中,华生、高粱、徐景安等人为一方,张维迎为一方,加上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有好几万字,显然没多少人愿意仔细看完。我也不打算全面回顾各方争论,只说一些重点吧。

  先看看双方没有争议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早已出现,是改革实践者的发明,这一点双方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谁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理论。(注)

  其次,张维迎1984年4月21日写成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 “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出),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价格”并进行了全面论述。随后张维迎把该文投递给“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俗称“莫干山会议”),入选会议论文。(注)莫干山会议9月3日才开

  对此,由于张维迎出示了《专家建议》扫描件,这是硬文献证据,华生一方,包括“考证者”张学军、边勇壮也不否认,但他们说《专家建议》是油印件,其他人没有读过,不能算数。

  这种说法有点强词夺理。即便是手写稿,也是硬证据,何况张维迎提交莫干山会议的正是这篇论文。至于华生等人没有读过张维迎文章的说法,这当然是可信的,但这不能否定张维迎最早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张维迎论文的主要内容。

  张维迎并不是简单地在论文中提出价格双轨制这个概念,而是详细分析了旧的价格体制的弊病,并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8个具体步骤,还从原理上、财政上有针对性地劝说人们解除顾虑。可以说,这篇论文有思想、有实务,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全面设计书。

  张维迎在论文中提出,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并不在于责任承包制的“包”字,而是在于“活”字。张维迎说:“大包干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但这种威力只有通过放活市场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如果只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农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饿免寒袭,而绝不可能使农村出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场,责任制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简单地说,农村改革的机制就是放活市场。”这个观点,放在今天看也是新颖的、非常有洞见的。张维迎认为,城市改革要学的就是“活”字、“放”字。

  当时,尽管改革实践者早已自发地推行价格双轨制,但对于价格上的“放”,学界多数人和很多经济管理官员都是认识不深的。绝大多数人想的还是怎么把价格“调”得合理。而张维迎此前翻译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也受到过宋国青等人论文的启发,对价格上的“放”认识较深。

  按当时的思想惯性、体制惯性,全面放开价格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张维迎基于“放”的思想,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性改革办法。

  张维迎的论文说:“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他很明确地提出,价格改革不是改价格,而是改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

  张维迎说:“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说明他对于渐进改革的精髓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张维迎还说:“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只要价格体制松动了,整个市场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迫使其他体制也跟着松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抓住了价格体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考虑到张维迎当时不到25岁,还是在读的研究生,且当时思想环境相对封闭,上面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格局和远见,是令人惊讶的。

  张维迎甚至在此文中强调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把“缺乏一代企业家”看做是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他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伴随企业的转型,企业家的功能愈益重要。”这一观念在当时也是非常超前的。

  莫干山会议“罗生门”

  那么,既然华生等人也不否认张维迎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了价格双轨制论文,他们为何还说双轨制是他们首创的呢?他们的逻辑是:你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没说双轨制,只有我们说了双轨制,所以我们才是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

  这就进入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了。

  对于1984年9月3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和华生、徐景安等人的记忆有重大的歧异。

  张维迎参加的是“宏观经济组”,此组因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价格,后被称为“价格组”。而华生等人并不是价格组的成员。

  张维迎的记忆是,自己携价格双轨制论文上山,在价格组田源(主张价格改革以调为主)发言之后,急切地发言,提出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观点,语惊全座。因座中人对放感觉难以接受,张维迎迎战众人,并逐渐说服了众人。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张维迎、刘佑成。

  华生等人的记忆是,调派代表田源发言后,张维迎急切地提出放的观点,并与众人辩论,成为放派代表。华生等人听到争论,综合双方观点,提出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主张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放,根本就没提过价格双轨制思想。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华生、高粱、田源、徐景安。

  谁的记忆是真的?

  记忆的不可靠

  《罗生门》是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经典电影,讲的是发生在罗生门(地名)的一个杀人案。对这个案件的经过,当事的四个人(包括被杀者的鬼魂)说法各不相同。“罗生门”这个词,慢慢被人们用来指称各人说法各异、真相难辨的情况。

  说法歧异,倒也不是说一定是有人故意撒谎。很有可能有人记错了,或者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而在真诚地说着谎话。

  心理学家实验证明,存在三种“记忆扭曲”:

  1、想象性夸张(imagination inflation);

  2、基于要点的关联性记忆错误(gist-based and associative memory error);

  3、事后信息误传(post-event misinformation)。

  谁都有可能说谎,谁都有可能记忆出错,公平起见,必须先假设,既有可能是张维迎说谎,也有可能是华生等人说谎。

  在此假设下,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能否考证出真相?

  借助文献和逻辑,是可以得出真相的。

  牛顿和莱布尼茨?NO!

  回到文献和逻辑,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张维迎提供了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的原始论文的扫描件,这一文献证据连华生这一方也无法否认。随后,张维迎把这篇论文提交给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回忆,他在会前的8月30日已完成论文第二稿,并由同住一间房的郭凡生拿去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步骤部分与初稿基本相同,这有《内蒙古经济研究》扫描件为证。

  而华生这一方并没有“张维迎没在莫干山会议提到价格双轨制”的文献,他们能强调的,只有记忆。

  当然,张维迎一方也没有自己在会议上讲了价格双轨制的文献证明。所以,究竟张维迎在会上讲没讲双轨制,还得求助于逻辑。

  那就看看行为逻辑。

  大家不妨先假定张维迎当年没有参加莫干山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但没有参加价格小组的讨论,那会怎么样?

  很显然,即使张维迎没参加莫干山会议,仅凭他早于莫干山会议4个月写作、发表的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而且是唯一首创者,这有强硬的文献证据,华生这一方否认不了。

  当然,事实上,张维迎不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而且是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争论。但,难道仅仅因为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争论,他就失去了文献支持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华生等人就可以争一争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了?

  假设100年后的后人研究这一公案,难道会有后人认可这一怪异逻辑吗?

  逻辑是帮助记忆的。坚持怪异逻辑的华生这一方,记忆的真实性自然成疑。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维迎虽然发表了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但在莫干山会议上确实没有提双轨制呢?华生等人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张维迎的启发,独立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呢,类似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张维迎4个月前写作、发表了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并向莫干山会议提交了这一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8月30日完成的第二稿坚持与第一稿相同的双轨制改革思路。然而,在9月3日参会的这一天,他却莫名其妙地绝口不提双轨制思想,突然变成了狂热的“休克疗法”者——

  就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可能吗?

  华生等人说他们发明了双轨制,但他们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华生等人从来没有出示自己会前研究价格改革的论文,他们向莫干山会议提交的论文,也基本可确定和价格改革无关。(注)

  华生等人事先不是研究价格改革的,会议中也不是价格组的,(注)听到张维迎和田源等人争论时才过来旁听——

  然后他们突然就灵光闪现,成了莱布尼茨?

  可能吗?

  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讲述的是一个没有文献支持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逻辑。

  考证,不是这样做的。

  现在的人受利益驱使可能篡改记忆,但,假定100年后有人研究这段公案,谁会抛开种种文献证据,相信张维迎会突然不讲自己已经系统论述的价格双轨制,只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

  在假定张维迎、华生等人均可能记忆出错的情况下,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会根据文献和行为逻辑,认定张维迎的记忆才是真相。

  毕竟,张维迎提供的是文献证据,而华生等人提供的始终是“记忆”。证据+逻辑可以否定记忆,记忆不能否定证据。

  假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真要发给价格双轨制的首创者,诺奖评委也不大可能接受华生这方的“记忆”逻辑。

  华生等人说张维迎只讲了放,没有讲双轨制,这一“记忆”和他们对双轨制的理解有关,但不符合逻辑。

  首先,张维迎两版论文都反复强调“双轨制的核心是放”,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就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然后再分批分步放开计划内部分,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其次,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价格改革的突破就在于把思路从调转向放,最难说服人的是为什么必须是放而不是调。因为放是一种全新的思路,要让现场中满脑子调的人很快完全理解放的思路,并不容易,所以张维迎与人辩论,肯定在放上费口舌较多、姿态激烈,这很容易给人一种较深的印象,那就是张维迎只讲激进的放。

  也许张维迎在会上没有不断重复“双轨制”这个词,但他努力推动与会者接受放的思路,其实就是推动与会者接受双轨制,这就像宣传日心说需要讲行星如何围绕太阳转,而不是重复“日心说”三个字一样。张维迎之前发表的论文,同样是花大篇幅努力论述放的意义。因为人们理解了放,也就理解了双轨制。单纯理解调,是没法理解价格双轨制的。所以张维迎在会议上就放与他人激烈辩论,以此推动人们接受双轨制,这和他的论文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合乎价格双轨制的内在逻辑的。

  从华生等人的回忆来看,他们心目中的价格双轨制始终是着重于调的双轨制,这说明他们从参会时开始,就一直没有真正理解双轨制的核心。尽管放才是双轨制的精髓,但华生等人始终比较排斥着重于放的双轨制。直到2008年,他们仍然在贬低张维迎的着重于放的原始论文,并把放与双轨制说成两种不同的思路。

  理解和记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对双轨制理解上的缺陷,很容易误导华生等人的记忆。他们很容易记忆成张维迎会上只讲了放,是“休克疗法”,而他们自己才是价格双轨制首创者。

  而最后代表会议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华生也参加了,这更容易让人记忆成华生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从文献上看,华生等人会后写成并发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连“双轨制”三个字都找不到,这和张维迎会前的论文相比,也是明显缺乏对价格双轨制的自觉认识的。

  华生很早就发生了记忆错误

  如前,心理学家揭示的记忆扭曲的第三条是:“紧随一个事件编码后提供的错误信息,会在人们之后的回忆中得到确认(endorse),因而谣传会被追忆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就发生了编码错误。华生在1985年初接受《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樊平采访,樊平的报道这样写道:“九月的莫干山……一位年轻人和他的几位同学作了他们合作的论文讲演——《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接着就是滚滚而来的质询和提问。答辩完了,没有掌声,台下倒是有几处惊讶的目光,这是一位研究生吗?是的,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研究生华生。”(见《中国青年》1985年第四期)

这个记忆编码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莫干山会议根本就不宣读论文。

  其次,华生根本就没有向会议提交这样一篇论文。

  再次,接受“滚滚而来的质询和提问”的恰恰是张维迎,而不是华生。因为华生根本就不是价格组的。在张维迎力战价格组群雄、引发其他组的关注之后,华生才来到价格组旁听的。

  时间才过去几个月,华生的记忆就变了样,可见,人的记忆是多么容易扭曲。

  在这次采访里,华生还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的场景,这一紧随莫干山会议的“信息”不断被华生等人重复,很容易逐渐演化为一种流行的说法,成为许多人的一种“记忆”,而被当作事实本身。

  连经济学者张曙光都受了这段记忆编码的影响。他说,如果张维迎在会议上提了价格双轨制,那华生等人的双轨制发言就不可能出现。所以,他认为张维迎否认华生等人独立提出价格双轨制也有不对。张曙光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懂记忆的规律,也忽略了对文献进行逻辑分析。他把华生等人的说法当作事实本身,自然就得出张维迎会上可能没有讲双轨制的推论。

  但以讹传讹传的毕竟只是“记忆”,不是事实。不管华生等人提供的错误信息多么强大,它得不到文献和逻辑的支持。

  科学的态度,只能认文献和逻辑。

  王小鲁在新出版的《改革之路——我们的40年》一书中,讲到这段历史,最初也是根据“流行的说法”,但在重读张维迎提供的原始文献后,在重印时做了适当的更正。

  张学军、边勇壮说张维迎逼王小鲁修改,王小鲁发文澄清,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是自己本着学者的基本的公正原则修改的。这个例子也可见张学军、边勇壮的“历史考证”有太多的偏向、记忆和想象。(注)

  改革实践、学术逻辑也支持张维迎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双轨制的改革实践并不仅仅体现在价格领域,它其实早已在多个领域浮现。例如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就是一种双轨制。很难想象深圳实行的经济体制,当时可以在全国推广,所以先搞特区的双轨制,是一种改革智慧。当深圳等新力量成长起来,就很自然地导向了全国学深圳。

  无论哪个领域的双轨制改革实践,尽管当时是自发演化的,但最终都是指向放。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的实践。谁能想象出一个调的双轨制改革实践来吗?

  与此相适应的,理论上也只有强调放的双轨制,才是与中国改革实践相契合的。

  今天很多学者早已明了双轨制思维的精髓,是在具体的改革局限条件下,推动新体制、新力量的成长,当新体制、新力量占比越来越大时,旧的体制自然就可以平稳退出了。

  从学术逻辑上看,张维迎在1984年就准确地把握到了双轨制的精髓是放,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双轨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市场体系。

  1985年5月,张维迎和李剑阁合写的《关于实行人民币贬值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和设想》,又提出了汇率双轨制的思路,这又是一个文献证据,证明张维迎对双轨制精髓理解之深。

  而莫干山会议之后,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合作完成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文中说:“我们认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新的价格管理体制应以有弹性的计划价格为主体。”也就是说,华生等人主张的并不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价格体制。

  这,很显然没有理解到双轨制的思想精髓,从张维迎论文的认识水平上退步了,而且也不是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的方向。

  直到2008年,华生等人写作的《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仍然在从调的角度争夺双轨制的首创权,这真是令人遗憾的。

  这么多年来,华生等人对双轨制的理解始终隔着一层,这种理解上的缺位很容易就会导向记忆的失真。

  当然,因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问题,当时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强调调的作用,很可能代表着多数人的认识水平,更适合向领导汇报。会议报告的起草小组中,有张维迎,但张维迎记得自己主要是讲自己的思路,执笔的是徐景安等人。另一方面,华生等人会后也确实宣传推广了价格双轨制。

  从学术逻辑上看,“改革实践者发明双轨制——张维迎首次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改革理论——莫干山会议推动双轨制成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样一条逻辑主线是清晰的。

  华生等人一再强调价格双轨制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说莫干山会议的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华生等偏重调的人对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确实没有问题。莫干山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毕竟,莫干山会议的报告完全不等于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以“集体智慧的结晶”为名,争夺有文献支持的张维迎的首创权,显然是不符合学术逻辑的。

  如果华生等人要争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则需要拿出文献证据,证明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有价格双轨制的思路,而不能光凭“记忆”说自己突然就成了“莱布尼茨”,甚至还贬低“牛顿”的功劳。

  毕竟,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之前没有听过牛顿讲微积分。

  但,华生等人确确实实先听了张维迎的发言,然后才有了自己对价格体制改革的观点。

  而张维迎在独自一人写成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的时候,对华生等人闻所未闻。

  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中,张维迎说:“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本身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形成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

  注:1984年9月29日《经济日报》摘登了三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莫干山会议文章,张维迎的文章完全是摘录自4月21日完成的原文,而且前面引用的有关双轨制的那段文字完整保留着,证明张维迎向莫干山会议提交的,的确是价格双轨制的文章。在今天的莫干山上,纪念莫干山会议的展板上,也列明张维迎提交的论文是《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

  注:经济日报会后选登的莫干山会议论文价格改革专版共三篇文章,有田源和陈德尊的,有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的,有张维迎的,但没有华生等人的,这基本上可以证明华生等人提交莫干山会议论文不是价格改革方面的。考虑到当时他们都是即将完成学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合理推断,他们提交的论文应该与其硕士论文主题相关。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1985年》中,有华生的硕士论文《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何家成的硕士论文《试论我国职工的工资补偿》,张少杰的硕士论文《经济调结体系的比较》。此书没有收入高梁和蒋跃的硕士论文,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可以查明,高梁的硕士论文是《模式转换中的宏观经济控制》,蒋跃的硕士论文没有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五年研究生硕士论文摘要集》,也没有在其他数据库查找到。这也足以证明,华山等人提交莫干山会议的论文与价格改革无关。华生等人也没有披露他们提交莫干山会议的论文是什么。

  注:莫干山会议后,以理论组为主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青年经济学丛书》,其编委名单证明,何家成、张少杰、高梁和蒋跃是理论组的。华生属于什么组没有查到。但据会议组织者之一刘佑成回忆,华生应该分在企业组(这和华生的硕士论文《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相对应),可以肯定不是价格组的。

  注: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完成的两个版本中,张维迎讲的都是逐步的放,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放开。他强调“价格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两稿),不应求“毕其工于一时”(第二稿),主张对计划内部分的价格改革,“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者先调后放”。

  注:张学军、边勇壮《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中说:“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王晓鲁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本书。前一阵原体改所老人聚会,据知情人说:张维迎劈头盖脸给王晓鲁来了一顿说,说王晓鲁的书把莫干山和双轨制历史写错了,逼着王晓鲁修改。性情温和的王晓鲁只好当众说,你把你说的新材料和扫描文章给我,如果确实,我下次再版时修改。”

  王小鲁发表《关于价格双轨制之争及其他》说:“第一,不存在文中说的这样一次“体改所老人聚会”;更不存在张维迎冲我‘劈头盖脸来了一顿说’、逼我修改书里内容的事。文中说的‘知情人’是谁?语焉不详,如果确有其人其事,两位文章作者不妨如实指明。真实情况是,张维迎读到我的书后,微信发给我他写于和印发于1984年莫干山会之前、后投寄给莫干山会议参会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参考。”“在重读了张维迎文章后,我发现原来的叙述不全面,张维迎的文章早于会上的‘调放结合’派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我认为既然有明确证据张维迎的文章在先,应当在叙述莫干山会议贡献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他这一更早的贡献,因此在书里作了修改补充。这是为了尊重事实,是一个持公正立场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完全不存在所谓被逼的情况。两位作者想象我‘被做工作’,被‘逼着’,‘只好’修改自己的说法,似乎是要证明‘逼迫者’行为不端,而我的修改也不值得相信。看起来两位作者在这场争论中似乎在以不恰当的方式支一派、压一派。”